每个事件都有些不同，但一个可怕的时刻是相同的：当家长接到自己配偶或托儿所的电话，意识到他或者她的失误。他们疯狂的冲到汽车旁边，而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。
每个事件都有它骇人的特质：一个父亲将车停在市集旁边，当他发现孩子尸体的时候，旁边萦绕的是欢快的风笛声;另一个父亲试图从现场的警察身上抢枪，想尽快结束这一切;包括玛丽.帕克斯在内的一些人，则会驱车从工作地点赶到托儿所，她们以为自己早上已经把孩子送到托儿所了，根本没有注意到孩子的尸体其实就在车的后排。
而田纳西州的业务主管查塔努加必须面对的事实是：在烈日下，他的车子响了三次移动警报，而他看过去发现车子旁边没有人，就遥控解除了警报，继续回去安心工作……
在人类的各种失误中，恐怕任何一种也比不上这种行为对社会关于犯罪、惩罚、公正和仁慈等观念所带来的挑战。根据国家儿童安全宣传小组的统计，大约40%的这类事件中，孩子的死亡没有受到判刑，被认定为一次可怕的事故——家长因为对误杀孩子的回忆而一辈子活在内疚之中，这远远超过任何法官或陪审团的量刑。而在另外60%的事件中，基于类似的事实，应用类似的法律，相关部门却认为家长的疏忽非常大，后果严重，必须积极的用重罪来起诉。
就在哈里斯将孩子忘在公司外停车场的5天前，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东南方几百英里外的地方。弗吉尼亚州朴茨茅斯有一名叫安德鲁·卡佩珀的环卫部门电工，在结束了一个漫长值班后，他从父母那里把1岁左右的孩子接上，开车回家，走进屋子，然后就睡着了。被他遗忘的孩子，则热死在车上。
哈里斯被起诉，而卡佩珀则没有。在各自的事件中，是否被起诉是基于某个人的决定。
哈里斯事件中，这个人是费尔法克地区检察官雷.莫罗。在用过失杀人罪发起起诉几天后，他在记者的访问中这样解释原因。
他说：“我们需要重申父母对孩子的监护义务。当你有孩子之后，你就要担起责任。在维护儿童安全权益的议题上，，我的态度非常强硬。“
莫罗有12岁和14岁两个孩子，当他被问到是否能想象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，他似乎被吓了一跳。他先是转移话题，过了十分钟才回答：“我想说，这是不会发生的，我是个非常警觉的父亲。”
而在朴茨茅斯，决定不起诉卡佩珀的是检察官厄尔.莫布里。他认为孩子的死亡是一个悲剧。警方的调查显示没有犯罪意图，因此不是犯罪。卡佩珀并非无情的用孩子生命做赌注，他只是忘记了孩子在那里。
莫布里说：“最简单的处理这种事情的办法是将它扔给陪审团，但这样是错的。检察官的工作是实现公正，而不是完成业绩。”
他说：“虽然不能完全确定，但我相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”。
在这里对与错的界限泾渭分明，每个遇到类似问题的公务人员都在尽力解决所面对的两难困境。但公务员也是人，他们的判断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复杂的个人经历的影响。
莫布里说：“你知道么，在今天说这个事情挺特别的。”他现在有5个孩子，而今天是他曾经的第六个孩子的生日，“她1993年死于白血病，那时候她快满三岁了。”
说完之后莫布里停顿了一会儿，他不想错误的表达自己的意思。
他是根据法律作出的决定，他说“但我可以了解失去孩子的感觉，了解这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有多大。”
安德鲁·卡佩珀失去孩子之后被放回家中，在剩下的人生中都将会记得他做错的事情。而迈尔斯.哈里森则被以重罪起诉，他惶恐无神的头像出现在报纸、电视上，照片里他的眼睛散发出大多数父母所拥有的那种忧虑感和寻觅感，凝视着对面的墙。他请了一个昂贵的律师。经过几个月的沟通和证人质询，最终没有达成庭外和解。庭审开始了。
法庭听取了哈里森和妻子讲述了一对40多岁还没有小孩的绝望夫妻求子的故事，他们三次前往莫斯科，并坐10个小时火车到俄罗斯腹地，最终在一家孤儿院的床上找到并收养了他们18个月大的儿子。他们的邻居证明看到哈里斯和孩子草坪上嬉戏。他姐姐则证明，她与弟弟、弟媳费尽心思找了几个星期，来给不适应环境的宝宝寻找一个理想的托儿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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